从历史上看，在封建官僚的制度框架内，下级官员与小老百姓长期在夹缝中生存，自然形成了处世圆滑的性格特征：如提倡能伸能屈。
时隔8年之后，修改后刑诉法也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加以明确规定，实际上带来了宪法的价值要求在部门法中真正落实的契机。这里说的全面，就是既要看到宪法第129条的规定，又要看到第135条的规定。
但是我想强调的是，这种调整应当是一种从权利制约权力的角度进行的解读，而不能是从权力俯视权利并给予翼护的角度进行解读。虽然不同部门法研究此类问题时角度不同，但由于宪法对三机关的关系已作出专门规定，应从宪法文本上寻找具有直接意义的依据。检察工作一直面临一个很大的矛盾:司法机关性质与办案方式行政化的矛盾。专家视角：法治思维首先是宪法思维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韩大元）从现行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看，检察机关虽不是监督宪法遵守和实施的专门性机关，但在宪法实施和法律实施方面担负着特殊的使命，在现有的框架下仍有进一步发挥功能的空间。回顾八二宪法发展历史，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教授表示，八二宪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，为检察制度提供了合法性、合宪性基础。
为纪念八二宪法实施30周年和12·4全国法制宣传日，12月2日，由检察日报社、人民检察杂志社联合江苏省常州市检察院、苏州大学检察发展研究中心、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主办的宪法视野下的检察制度暨纪念八二宪法3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常州市召开，来自高校和司法实务部门的专家学者60余人共聚一堂，畅谈了30年来宪法实施与检察制度。立法越多，违法的可能性也就越多，各种违法现象也就越多。我的建议是，既然劳动教养制度是一个变异的、扭曲的制度，附加了这么多不合宪、不合法、不合理的行为，成为严重侵犯普通民众权益的手段和工具，那么我们应坚决予以废止。
我们想在此基础上，写一份完整的研究报告，向有关部门表示我们的意见。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最终的惩罚，已经查明了，可以判你一年到三年劳动教养。第六个功能，劳教还是公安机关创收的工具。司法决定其实就是行政机关认为有什么样的违法行为了，可以调查、侦查，完了以后就由司法做决定。
我办过一个刑事案子，因为案子太大了，两年之内又侦查不完，怎么办呢？就决定先将嫌犯劳动教养，关押起来继续侦查。所以在这样的气候底下，要想废除或者大幅修改劳教制度，一来可能性不是很大，二来即使修改不会往宽处修改。
十几年前我听到这话的时候，感到十分诧异。对于人身自由的限制，第一必须由法律规定，《立法法》已经说明白了，没有什么歧义。宪法规定行政法规必须根据法律来制定，没有法律依据，就不能制定，何况还是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法规，就更不能制定。只要你上访，就把你的船给烧了，让你无家可归，吓得就不敢上访了。
这是第一点，立法越权。今天给大家发了一本资料，叫做《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批判——基于100例上访劳教的分析》，就是我们前期的成果。对今天影响很大的劳教制度，实际上是在文革结束以后恢复的。早在1998年司法部就提出来要进行劳教立法。
另外，劳教管理滥用权力，所谓劳教管理委员会，实际是空的。现在想想这一论断是对的。
有人小错不断，大罪不犯。就是对公民的违法行为采取教育矫治措施时，必须由公安机关提出申请，由人民法院审查决定。
关于限制自由的时间，现在劳动教养的规定是一到三年这么长的时间，刑法里面一个比较轻的刑都要经过刑事诉讼程序，要法院来判决，为什么劳教一到三年就可以由行政机关自己决定了？这恐怕不合适。你在医院门口当医托，也要送去劳动教养。公安机关的办案流程就是拘留+劳教，先把你拘留，能刑事审判就刑事处理，放回去不行就把你劳动教养。对公民的人身自由问题，必须有非常明确的法律来进行保护。我们在研究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时候，要厘清有哪些制度链上和价值链上的障碍，应该要梳理一下，这样才有说服力。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，我们早晚要面对这个问题。
特别是它与国际人权法相冲突，导致国际人权组织不断地提到这个制度。基于普遍地现代文明社会的规则，人民有免予恐惧的自由，恐惧是什么呢？就是恐惧公共权力对个人造成伤害。
二是处罚政治异议人士、还有参加家庭教会的人。许多知识分子被认定为右派分子，重要的处理方式就是劳动教养。
经过教育把他坏的习惯改掉，然后得到一个谋生的手段，出去以后重新融入社会会好一点。现在的劳动教养对象除了那些混混，那些吸毒的，一部分是对自己的利益诉求没有满足而采取过激行为的，但他没对公共安全造成损害。
但是因为1999年的一些事件而一直被搁置起来。我们现在讨论劳动教养制度这个问题，首先要从宪法价值或公法价值的角度来认识，要放到政治哲学高度来认识。其次，就是看劳动教养制度是不是从社会安全、公共安全的角度来建立的？从这一制度形成的历史视觉来看，或从各个阶段的劳教对象组成来看，可以说不是这样的。上访的人也进行劳教，对他们实行专政。
刚才应老师也讲了人的权利问题，这是启蒙时代以来西方思想家现代思想的理论基石，是现代性话语框架中的核心概念。做决定的人不能是调查的人，如果调查人做决定，很可能先入为主，很可能会不公正。
我们的法律专家，特别是刑事法律专家，有智慧、有责任研究《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》，让这种制度来为我们的社会服务，而不是让它侵犯我们的权利。同时，劳动教养制度与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也是相冲突的。
我这个判断不一定对，这是我的一点看法。现实确实有这样的情况，有些人是小错误不断，大错误不犯，各个国家都有。
他只是要自己的基本权利，而强制性权力不给。例如，庄河市某村有群众告村长腐败，本来是一个简单事件，及时处理就完了，只要有任何一个部门负责任，事情不会扩大，但就没有一个部门负责任，致使事态扩大，然后就是要抓带头闹事的。从立法角度来看，我建议借鉴台湾和西方国家的保安处分的刑事立法制度，将保安处分作为一种刑事手段，放在我们的刑法典中，以达到保护公民安全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。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是，天津市和平区法院立案庭的法官跟我讲，有一人根本就没上访，公安人员为了防止他上访，就直接把他从家里抓走了。
劳教委员会只是公安机关的马甲。这几年也一直讨论这个问题，从法律上来看，确实需要明确。
第二点，要上升为法律，不能越权，必须以法律来限制人身自由，而不是法规。首先是要立法，刚才说的《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》就是针对劳教的立法，意见可能主要集中在这里。
把一种行政措施或行政处罚变成一种专政手段，这是个很大的问题。第二点，与第一点相联系，由于认识上的偏差，现在要取消劳动教养制度，是根本不可能的，阻力非常大。
